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岑谣认识雁行，是在年的夏天。那一年，岑谣还在北安的梧桐里野生野长，无人问津。十五岁的少女瘦得像个小男生，乱糟糟的马尾成天塌在后脑勺上。那时人人都说岑谣性子野，也没有同龄人愿意和她玩。一次放学经过下坡路，有人恶作剧踢她的车轮。岑谣一个跟头摔下去，磕了一嘴的血。周围也没人敢伸手拉她，只纷纷避着她走。女孩把单车一扔，冲过去逮住那人便打了一架。这一打便不能善了了，对方家长冲到岑谣家门前骂起街来。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开灶做饭。岑谣家里是冷锅冷灶的，连上一顿饭的餐具都没人洗。岑谣反锁了大门，站在门后听着外面那些人的污言秽语，她气得连手都在抖，伸手抓住门后的一把铁锹，握得死紧。“叮铃铃——”卧室里的电话在这时响起来。岑谣听着那突兀的铃声很久，才扔掉手里的铁锹。她转身走进父亲房间，从书柜处接起电话。少女声音冷冷的，有些厌世：“找谁？”“请问，是不是你给我传递的讯息？”打电话的女生自称周雁行，比岑谣大两岁，在泗县一中上学。她在图书馆借书时发现一张神奇的纸条。有多神奇呢？那张空白的纸条上会出现字。字是模糊残缺的，出现不久便会消失，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新内容。十七岁的女孩充满好奇心，她把纸条偷偷带走，通过日复一日的辨认，终于拼凑出一段内容：找到她……去耶路撒冷……少女按照自己拼出的数字，反复试着排列组合，终于拨通了电话。她问：“我有没有打错电话？是你吗？”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母亲沈秋林的遗照在注视岑谣。父亲总是早出晚归的，拿自己当这个家的过客。此时，电话那头绵软的南方口音仿佛拨开屋外的叫骂，拨开别人家的温馨热闹，让她有种自己不是孤单一人的错觉。岑谣不想挂断电话，她用一种轻慢的，满不在乎的语气说：“是我。但我不会告诉你方法。这是我的秘密。”电话那头的女孩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有秘密，不可以对别人说。”她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张纸条的事。雁行敏感地察觉到电话外的骂声，她轻声说道：“别怕，我陪着你，他们很快就会走。可惜我现在不在图书馆，没有书念给你听。”岑谣抬手在书柜里翻，随意扯出一本《耶路撒冷三千年》，翻过扉页，说：“我来念吧。”很多字是不认识的，拗口的外国地名和人名也囫囵地跳过去。岑谣敷衍地读着，雁行却在那边听得极其认真。这通电话结束之前，雁行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有机会去找你玩。”岑谣自嘲地想：她想找谁玩？五中的混混岑谣吗？她盯着母亲的照片，面不改色地撒谎：“我叫沈秋林，我在北安五中。”北安与泗县，天南地北的两座城，女孩们相遇了。雁行打电话来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电话那头冒出吵闹声，她便匆匆挂断。岑谣偶尔会回拔过去，都是无人接听。女孩们总是有很多话题可聊。喜欢的事，讨厌的人。聊两个城市里的地貌风情，聊着对未来的畅想。一条电话线连接着，让她们慢慢走进彼此的生活。岑谣在很久之后，才与雁行聊起自己的母亲。她母亲是旅行画手，总向往诗和远方。在她八岁那年，母亲突然独自出发去国外，遇难后尸骨无存。岑谣父亲从那时起便颓废了，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溯妻子遇难真相的事上，对女儿漠不关心。岑谣穿着单薄的背心，坐在屋顶上看着稀疏的星星，满不在乎地说：“其实那些人骂得也没什么错，我就是没人要的野孩子。”雁行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我也是，我也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这样吧，我来要你，你也要我。我们一起长大，好不好？”一起长大的约定，对于岑谣来说，像从未吃过的蛋糕，那样陌生、新奇、令人向往。雁行的父母早就离异，她和父亲共同生活。家里开了一间小卖部，她放学时就会去看店。十八岁那年，雁行第一次跟岑谣提起了陈柯。后来，也陆陆续续地提起很多次。陈柯是个怪人，他弟弟有小儿麻痹症，家里大人也不管，他便每天上学都带着他。有一回，有人指着他弟弟骂“瘫子”，陈柯就跟那人打了一架。瘦弱好看的少年人，在面对更高大、更强壮的对手时，连一丝胆怯都没有。瘦骨伶仃的脊背倔强着，不肯弯。那时，他把弟弟放在雁行店里，书包里的零钱全倒在柜台上，说是看护费。他弟弟看着那些钱，连眼圈都红了，说那是哥哥一天的饭钱，又说自己不饿。雁行心肠柔软，哪里能受得了这些。于是，等陈柯鼻青脸肿地回来接人时，雁行便给了他半管子随身带的化淤药膏、两盒热腾腾的饭菜。清瘦少年盯着饭盒，面红耳赤地不说话。雁行笑着说：“你不是给过钱吗？”兄弟俩在店门口吃完，又在路边水池洗干净饭盒还回去。临走前，陈柯对雁行说：“那些钱是看护我弟的费用，饭钱等我有了再给你。只是你别喜欢我，我也用不着人可怜。”彼时，听故事的岑谣就隔着话筒追问：“那你喜欢他吗？”雁行沉默了很久，她说：“我不知道喜不喜欢他。但我知道我想离开泗县，我想走得远远的，我想去耶路撒冷。”岑谣一直想得简单，她以为雁行只是想去耶路撒冷，像每个想去朝圣的平凡女孩一样。年深冬的某一天，岑谣终于窥探到雁行最触目惊心的秘密。那天，岑谣像往常一样和雁行通话，她先是听见猛烈的拍门声，雁行匆匆和她说再见，但这一次她并没能及时挂断电话。于是，岑谣听见了。她听见房门被撞开，听见物体轰然倒塌，听见了雁行的哀号，听见她叫那人“爸爸”。她说：“爸爸，别打了，求你别打了。”她说：“我好疼呀，这次我真的会死。”那声音绝望、虚弱，像黑夜中渐渐熄灭的微弱火苗。岑谣终于明白，为什么雁行对争吵声格外敏感，为什么她会随身带化淤药膏，为什么她总说要离开泗县，哪怕逃到天边。因为，她一直在被自己的父亲家暴！她在电话里对岑谣说“别怕”，说“我也是没人要的野孩子”。这些话更像是在说给自己听，是一个女孩独自面对暴力时最后的自我安慰。岑谣几乎要疯了。她用父亲手机拨了报警电话。她握住话筒大声威胁、警告、哭吼，试图去阻止一个成年人的暴行。但一切都是无效的、是无济于事的。声音，是这场暴行唯一的记录者。岑谣冲出家门，她往汽车站方向跑，她跑掉了一只鞋子，光着脚踩着地上湿滑的冰雪。那是岑谣记忆中最寒冷彻骨的冬夜。汽车站黑漆漆的，岑谣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旅社。那时，岑谣已哭不出来。她的声音嘶哑，额头滚烫，只知道在柜台前一遍遍机械地拨号。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听。岑谣发了高烧，被闻讯医院。高烧三天，岑谣出院后第一件事，便是买了往泗县方向去的火车票。北安离泗县有三千多公里，需要在好几个中转站换车。十六岁的女孩第一次孤身远行，在路上被人贩子拐走，幸好被好心的一家人救下来。而泗县，到底还是没能到达。没过多久，岑谣接到雁行的电话。雁行说：“我要离开泗县了。答应我，我们一起长大。我会去北安找你，你也来耶路撒冷找我，好吗？”那通电话仓促极了，岑谣来不及问她是否安好，来不及问更多细节，甚至来不及说出自己的真名，通讯便戛然而止。那之后，再也没有雁行的消息。岑谣一个人在北安的梧桐里，独自长大。年，岑谣去曼城读大学。这城市她之前来过，两年前奔赴泗县途中被拐那次，就是在这里的中转站遇到好心人。那一家人还带岑谣去吃了午饭，她中途去洗手间，撞见穿红色羽绒服的少年背靠着墙壁抽烟。少年只比她大两岁，也就刚刚成年。不过他身型高大，看着比瘦小的岑谣成熟许多。他抽完一根烟，在原地散了会儿烟味才回来。经过岑谣时，在她乱糟糟的头发上揉了一把，说：“妹妹，别告哥哥状哦。”那时，岑谣想的是：这人真是讨厌，刚抽完烟的手又来揉我的头发。进了门，岑谣便把少年给卖了。少年的父母搜出了烟，也不生气骂人，只笑着让儿子去大马路上做俯卧撑。那一天，岑谣捧着沉甸甸的面碗，看着少年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做了两百多个俯卧撑。最后，少年累趴在薄薄一层的雪地里，冲她龇牙咧嘴，他说：“行呀，妹妹，你等着啊。”只是少年的“报复”还没来，岑谣就先被父亲接回了家。岑谣大学的专业是新闻，她同时也学了阿拉伯语。彼时，她已经知道，耶路撒冷不仅是朝圣地，也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大二那年，岑谣兼职做寿衣模特。有同学觉得她晦气，岑谣便申请了外宿。父亲签字时没多说什么，他也向来如此，仿佛这世界除了沈秋林，再没别的值得他费心。有一次，客户在凌晨给岑谣打电话，说奶奶去世了，问她能不能往殡仪馆送寿衣。岑谣的工作内容并不包括送货上门。她在半梦半醒时听着电话那头的哭声，半晌，才叹了口气，低头给老板张素发了条消息：“我去店里拿衣服送去旺山。”一月的曼城，室外并不太冷。岑谣穿了件羊羔毛外套去店里，刚把衣服包好，就收到张素的回复：“旺山有点远，辛苦你。我给你找了辆车。”这个点儿去殡仪馆，的确不好叫车。原以为要等一会儿，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停在路边的黑色揽胜。她走上前问：“是去旺山的车吗？”天空泛着雾蒙蒙的青，路边立着亮晃晃的一排灯。车厢里是黑的、模糊的。然后下一秒，有人开了灯。仿佛是黑暗里有人突然点了火，火苗攀着柴，“噼里啪啦”地烧起来。岑谣第一眼看见的是男人的手，极漂亮的骨节。第二眼是他的烟，还未点燃，搭在男人右手中指的第二骨节上。“我以为你会晚一点出来。”男人说话时，手里的烟也放下。去旺山要两个小时，车子开得极稳。到殡仪馆时，岑谣下车，男人也下车。岑谣走上台阶时回头看了一眼，那人就站在大树底下点烟，撩起眼皮看了她一眼。打火机“啪”的一声，轻轻地，火苗便起来了。客户是个小姑娘，眼睛都哭肿了，衣服也不知道该怎么换。老人已经去了很长时间，身体都硬了。岑谣找来殡仪馆的工人，几乎是把老人抬起来，才把寿衣顺利换上了。小姑娘在岑谣的指导下，给老人穿着鞋，讷讷地问：“你不害怕吗？别人都害怕呢。”岑谣仔细帮老人梳好鬓发，放下梳子，轻声道：“嗯，我不怕的。”结束工作从大厅离开时，天已大亮。男人坐在车里睡觉，头歪向车窗那一边，用帽子压住半张脸。车厢里有淡淡的烟味，是男人身上传来的，淡薄荷加柑橘的味道，一丝丝苦，风一吹就散了。岑谣也没叫醒他，坐在车里低头刷手机。张素发来消息：“小岑，谁接的你？我朋友没接到。”岑谣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复，张素的电话便打来了。手机铃声轰炸般地响起，岑谣来不及捂住，就感觉睡着的男人被吵醒了，有温热的体温靠过来，他伸出手接过岑谣的手机，放在自己耳边。岑谣听他说了声“喂”，沙沙哑哑、热呼呼的气息撩拨着她的耳膜。那人声音低沉，说：“张素，是我，陆沉。直接打我电话。”他把手机还给岑谣时，张素还没有挂断：“陆沉，真是你。你舍得从加沙回来了？”陆沉坐回去开了车窗，下一秒手机就响了。男人的声音里有些疲倦，有点哑。他说：“我看见你在群里找车，我人在附近就直接来了。嗯，安全送到了，准备返程。”一会儿又说：“没拍完。有事临时回国的。加沙暂时去不了，等新的审批下来才能再过去，慢慢等，总能再去的。”不知张素问到什么，陆沉连声音都淡了几分。他说：“没机会了，她走了。”有微凉的风进来，吹着观后镜上的车饰翻来覆去。车饰被做成照片状，一面是一家三口的全家福，另一面是穿着羽绒服的中年女人。岑谣原本只是不经意地瞄一眼，突然就愣住了。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伸过来，把车饰固定到中年女人那一面，出声问道：“你还能认出我妈吗？”陆沉的电话已经挂了，他靠在椅背上，侧过头看她。他说：“妹妹，没认出我吗？四年也不是很久吧。你一上车我就认出来了。”陆沉唇齿间那声“妹妹”一出口，活在岑谣记忆里的红衣少年便仿佛活了过来。她盯着他的脸，低头摩挲着手机，半晌才说话：“我做不了两百个俯卧撑，换别的行不行？”久别重逢，岑谣心心念念的，是少年当初言之凿凿的“报复”。陆沉笑出声，他问：“你想换成什么？”岑谣想了想，她把蓬松的额发向后拨，凑过去，一脸认真地说：“让你弹二十次，可以抵消吗？”陆沉说：“行。”然后身子突然倾过来，岑谣本能地闭着眼睛往后缩了缩，便感觉到温暖的大手覆盖在她的额头。男人曲起指节，慢慢勾下女孩柔软的刘海，又帮它们捋顺了。“当时你走得急，我一直没来得及谢你。”很多事情，能让外人看见的都是喜笑颜开。譬如陆沉，他十七岁那年，他母亲被确诊患了淋巴癌。陆家天塌了。也是那一年，陆沉开始抽烟。整整一年的时间，陆母做化疗、吃抗癌药。病情被控制住，又很快复发。一家人在这种反复折磨下，意志也渐渐消沉。第二天冬天，陆母遇见岑谣。岑谣在曼城的中转站被人贩子盯上喂了药。才十六岁的女孩察觉到不对，她挣脱开那些人，扑向人群中的陆母，死死地搂紧，昏沉沉地叫“妈妈”。陆母那时的身体已经很差，几乎被扑倒，是陆沉在后面用力托住，才能站稳。那些人跑过来拉扯岑谣，说家里的孩子叛逆，离家出走，让人别管闲事。陆母当了几十年的户籍警察，对人贩子这类人特别敏感，当场就报了警。那天吃饭时，陆母问起岑谣的母亲，女孩说：“她死了，不要我了。”在陆母生病之后，对“死”字就异常敏感的父子俩同时抬头，愣怔地看着岑谣。女孩还不自觉，继续说：“她不要我了，我也不要她。”陆母在这个时候突然起身，将岑谣紧紧抱在怀里，她眼圈红了，几乎要掉下泪来，她说：“没有母亲会不要自己的孩子，我们也舍不得。”那天之后，陆母更积极地接受治疗，全家人陪她一起抗癌。她的病情依旧是反复的，但没有人放弃过。陆沉大学毕业后，陆母不愿意让儿子一直照顾病人，她说：“孩子，我不想当你的负担，我想成为的，是你的精神支柱啊。”后来，陆沉就跟着拍摄组去了中东。陆母和淋巴癌战斗了五年，连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上周，医院去世了。陆沉从加沙匆忙回国，见母亲最后一面。陆沉轻轻抚摸着照片的边缘，他笑着说：“其实我妈临终前提过你，说没看到你长成怎样的人，也不知你有没有忘记她。我现在帮她看到了，你长得可真好。命运真的很神奇。”岑谣看着陆沉脸上淡薄的笑容，忽然就想起四年前，那个站在角落里抽烟的少年。他当时也是笑容淡淡的模样，谁能又想到，少年抽的每一口烟都苦，笑起来连眼角也泛红。人们不知道呀。岑谣扬起脸，不让酸胀的眼眶落下泪来，她也笑，笑容明媚又好看。“四年前，阿姨送了我一副新手套，她帮我重新梳了辫子，她弯腰帮我系鞋带。她拥抱我，夸我勇敢，说没有母亲会不要自己的孩子，说我长大后一定能找回最亲密的朋友。陆沉，我记着呢，我也没有忘记她。”那天回程的路上，两人聊了很多，岑谣终于知道陆沉在加沙那边的工作，是在拍跨文化的教育纪录片。他在大学时就和陆父学习拍摄纪录片，毕业后做了独立导演。岑谣上网查过，才知道陆沉其实颇有些名气。他在中东地区拍过许多战争与儿童相关的纪录片作品，有一些还获过奖。他曾在访谈节目里说，自己想拍的不是战争本身那些博人眼球的血腥残酷，而是战争之后的死寂和人性。张素自从知道陆沉回国的消息，便一直嚷嚷着要约饭局。吃饭那天，张素把岑谣也拽了过去。岑谣一脚迈进包厢，一屋子陌生面孔齐刷刷地看过来，她条件反射就往后退。刚好身后有人往里走，她就和那人撞了个满怀。那样淡的薄荷烟味，只能是陆沉。他推着岑谣的后背往里走。陆沉给岑谣安排好座位，又叫服务员单独上了杯果汁。张素早早就跑到陆沉的身边坐下，聊这一年在加沙的见闻。几杯酒下肚后，张素发了酒疯，说陆母当年说要给他织个围脖儿，怎么说不给就不给了呢。一屋子的人有些知情的，眼圈也跟着红了。陆沉笑笑，说：“行，回头就给你安排上，我找人给你织，十条八条够你用吗？”说完，便架着张素出去醒酒。过了一会儿，包厢里进来新朋友。有人突然指着岑谣说：“我没看错吧，这个是不是在直播间卖寿衣的。哦，对了，这是张素组的局，那你就是他店里的小模特。”岑谣握筷子的手有些抖，她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职业不分三六九等，对吗？”“你说得对。”那人笑嘻嘻地点头，伸手就去拖岑谣边上的空椅子。他自以为幽默地说：“但我这两天牌运好，我得离晦气远一点。”包厢里鸦雀无声，只有拖椅子的声音，非常刺耳。就在这时，陆沉进来了。他手上夹着半支烟，连烟灰都没弹掉。迈着大步子走到岑谣身后，他躬着身隔着椅背虚搂了岑谣一把，烟灰轻飘飘地落下去。岑谣的心原本是冷的，连紧握的指节都是发白的。但是，当陆沉突然靠过来时，灼热的温度便从后背“咻”一下烧到胸腔里。属于男性的强烈气息，呼吸间夹带的薄荷烟味儿，都一股脑地朝岑谣扑面而来。偏那人还不自觉，用下巴在岑谣头发上蹭了一下，笑着说：“我就沾妹妹了，我运气会比你差？”说完话也不走，让张素去拿扑克牌。他说：“不赌钱，输的贴条儿。”陆沉打起牌简直没有人性，他朋友一路输到了底，脸被贴得满满当当。偏他还故意气人：“你运气可还行？再打两局。”“陆哥，你看我这张脸都给你贴没了。”“嘴还敢贱吗？”“不敢了，陆哥。以后你妹妹就是我妹妹。”陆沉把手里的牌一扔，不玩了。他撩着眼皮，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别瞎叫，我的。”散场时，岑谣跟着陆沉往外走，她小声地说：“其实不用对你朋友那么凶。我工作特殊，早习惯了。不理解才是常态。”陆沉脚下没停，声音淡淡的，他说：“我不乐意，行吗？”他脸上也粘着一张条儿，还没撕下。岑谣绕过去伸手就给扯下来，在细白的手指上缠绕，没几下绕成个指环，她轻声说：“我其实是开心的。谢谢你呀，陆沉。”走在前面的男人没说话，只是眉眼都笑开了。不久后，岑谣去墓地一次，陆沉说陆母喜欢扶郎，岑谣便做了扶郎的永生花，一起带了过去。那天她见到了陆父。陆父戴着眼镜给妻子读未来五年的拍摄计划，第一站是去拍内罗毕的垃圾山。他离开时，用手帕反复擦拭妻子的照片。岑谣抱站扶郎花站在角落，没有上前去打扰一个丈夫向妻子的告别。某一个瞬间，她突然想到自己的父亲。那个寡言又清瘦的男人，在夜深人静时站在书桌前，端详沈秋林的遗照，也曾经用棉布一点一点小心擦拭。那单薄的、不屈的脊背，是留在岑谣儿时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快到新年的时候，岑谣出了点事儿。她租的那间公寓发生了入室抢劫。小偷是踩着空调外机爬窗口进了屋。岑谣机敏装睡，等小偷离开房间后，便立刻锁窗户、锁门报警。这事儿算虚心一场。没想到隔天早上，岑谣一出门就看见陆沉。他靠坐在墙边睡觉，行李箱放在身侧，他曲着一条腿，右手搭在行李箱上。岑谣知道他一直在外省工作，猜他是刚刚下火车。有邻居看见了，小声提醒：“让你男朋友进屋睡呀，这还没立春呢，地上凉。”岑谣听得脸红，咬着下唇推醒陆沉，小声问：“你要不要进屋去睡？”陆沉昏沉沉，跟着岑谣进屋，先是问一句：“昨天晚上没事儿吧。”还不等岑谣回答，人就趴在沙发上睡着了。一开始，陆沉说抓到小偷之前，他就睡岑谣家的客厅里。后来小偷抓住了，陆沉也没还岑谣家的钥匙。快到夏天时，陆沉把家里的投影和大幕搬回来。晚上，两人挤在狭窄的双人沙发上看电影。并不是每一部都精彩绝伦，有时看得人昏昏欲睡，便会依偎着睡到天亮。天蒙蒙亮时，岑谣睁开眼，看见有那个人在，便能安心地继续睡。岑谣那时想：人都说岁月静好，可能就是这副模样吧。年，陆沉再一次前往加沙。不久后，加沙暴乱，陆沉失联。岑谣决定去加沙。她通过学校教阿拉伯语的教授，联系上一家准备去加沙做战地报道的电视台，跟着记者队伍一同出去。出发前夕，张素找来，问她：“你是不是真要进加沙？”“嗯，我要去找他的，谁劝都没用。”那之前，许多人都劝岑谣不要去，他们说：“算了。”岑谣想：怎么算？一条人命，到底要怎么算了？张素摇摇头，说：“我不劝。你想去找他，我比谁都高兴。我自私得很，我只顾自己人。”记者队伍成功进入特拉维夫，但由于加沙暴乱，当地政府禁止任何人由边境进入加沙地带。岑谣跟电视台的记者们一起滞留在特拉维夫，每一天都焦灼。几天后，岑谣找到一个当地人，打听到进入加沙的方法：从埃及的西奈半岛进入。“不可能，西奈半岛有反政府势力，太危险了。你不能一个人去。”当地人说阿拉伯语，岑谣充当翻译，她解释道：“走陆路。但是不走大道，有条很少人知道的小径。那里只有几股小规模的武装分子，运气好的话可能都遇不上。”虽然记者极力阻止，但岑谣还是决定从西奈半岛进入加沙。岑谣到西奈半岛时，遇上了同样想从小径进入加沙的张素。两人带着他们雇佣的当地向导，开着一辆吉普便出发了。此时，距离陆沉失联已经将近十天。岑谣经常都能听见震耳欲聋的巨响。她以为是导弹，但其实那些只是密集的枪声。路边经常能看见许多尸体，残缺不全的，而那些将人身几乎炸烂的伤痕，也仅仅是子弹留下来的。向导们习以为常，用阿拉伯语说：“这里没有战争，只有谋杀。”在经过最危险的路段时，他们在车身上用喷漆写下“记者”，用各种语言写。他们把岑谣藏在车厢里，用厚厚的毯子盖住她。对她说：“连呼吸都请保持安静。”进入加沙地带后，向导们便拿着钱离开了。当天晚上，张素发了高热，无法再开车。他指导岑谣开车前往陆沉所在的位置，那是陆沉失联前最后一次给张素发的定位，也不知到底能不能找到他。岑谣第一次开车，便是狂奔在加沙地带坑坑洼洼的地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第三天下午，他们到达了目的地。整座城市几乎是建筑物与废墟混建在一起。民居非常密集，很多都没有屋顶。无论是屋内还是大街上都有很多的人。空气中弥漫的全是金属和血腥的味道。岑谣开车时看到一群小孩，他们在地上捡着什么东西。她把车窗降下一些，用阿拉伯语问：“你们有没有在这附近看见中国人？有很多人，他们带着拍摄机器。”有个小孩闻声回头时，岑谣这才看清他们在捡着玩的，是一些空的子弹壳。小孩尖锐地喊：“女人！”然后，其他孩子也冲过来，他们用石头丢她，冲她吐口水，还有高大的孩子跳上来拼命摇晃车架。岑谣把抠在车窗上的手用力推出去，快速地关紧车窗，锁死车门。石子砸在车窗上砰砰作响，挡风玻璃那里很快多了好几团龟裂。岑谣听着那些孩子在表达愤怒，他们说她是女人，说她没有戴黑纱，说她居然开车。此时此刻，岑谣才猛然意识到，她在加沙，她在中东。她在女性地位极度低下，充斥着贫穷、歧视、暴力的地方。她到达了特拉维夫，她经过开罗进入埃及，她从武装分子的眼皮底下穿越西奈半岛。但是，她却在加沙被一群小孩团团包围。她寸步难行！四年前，她到达不了泗县。四年后，她也走不到陆沉身边。每一次，她都到不了。每一次！巨大的挫败感席卷而来，岑谣再也抑制不住地哭出声。她用力地砸着车喇叭，尖锐刺耳的声音一声声响起，像她的恐惧、忧虑、愤怒、委屈般久久也不停。不知过了多久，车身忽尔一沉。岑谣被眼泪模糊的视线里，看见一双质地坚硬的黑色军靴，如大山般踩踏在吉普车的车前盖上。那个高大的、笔挺的男人回头看了岑谣一眼，他的眼神既坚毅又深邃。他只看一眼便回头去面对其他人。他用鞋子把石子一个个踢下去。他用低沉的、有力的声音去拆读“记者”这个单词。他说：“无论你们以后是平民、是士兵，还是暴徒。你们要记住这个词——‘记者’。没有一个记者应该死在战场上，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驱散了人群，他从车前盖上跳下来，站到岑谣的车窗前，低头看她。那张脸啊，是真的好看。成熟的、刚毅的、充满质感的，就仿佛硝烟战场上扑面而来的风沙。岑谣降下车窗的一瞬间，他突然用力抱住了她，他抱得那样紧，最后竟是将纤瘦的女孩从车窗里拽出来，抵着车门死死抱住。他把头埋在岑谣的颈间，他说：“岑谣，你怎么敢……”岑谣没有回答，也没有哭，她看着加沙充满阴霾的天空，只觉得到此时此刻，胸腔里那颗心才踏实地活过来。她想：我终于来了呀，我也找到了他。真好。医院。陆沉带着岑谣住进了安全屋。在加沙，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入住当晚，就有一枚导弹击中了五百米以外的电厂，“轰”地一声巨响，世界一片漆黑。陆沉在爆炸声响起的第一时间，扑倒了岑谣。那一刻，没有男欢女爱的旖旎，只有对死亡的深切恐惧。岑谣能清楚地感知到，陆沉的肌肉在机械性颤抖。他也在害怕，但恐惧不能使他离开，他抱紧岑谣一直没松手。来电时，陆沉有些脱力，他额头上有一层密密的冷汗。他看着身下的女人，笑着问：“是不是有种幻灭感？觉得我也不是无所不能？”岑谣抬起上身，用额头去触碰他下巴上的青茬，她说：“这种时候，我更加觉得你勇敢。”其实，在岑谣和张素到来之前，陆沉一直在努力联系友好势力的军队。他带过来的人多，需要跟着军队的车一起离开才最安全。半个月后，陆沉一行人终于顺利离开加沙。他们到达特拉维夫边境时，陆沉指着某个方向对岑谣说：“一直朝着那个方向走，能到达埃拉特，从那儿坐大巴去耶路撒冷，只需要几小时。岑谣，你想去那里看上一眼吗？”那一天，风沙扑面，岑谣朝远方看了一眼，摇摇头，说：“不，我不想。”因为，没有人会在耶路撒冷等她。岑谣来曼城上学之前，曾经去过一次泗县，她去那里寻找周雁行的生活轨迹。去之前，她有无数猜想。雁行可能受了重伤，之后继续在泗县艰难成长；她可能已经远走他乡，不愿再与旧友联系。岑谣想过无数种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泗县没有周雁行。没有这个女孩生活的家，没有她所说的那所高中。她口中说的山、说的河、说的小卖部，压根儿都不存在。周雁行，是不存在的。所以，她永远都不会来北安找岑谣，更不会在耶路撒冷等她。年深冬的那一句“一起长大”。是谎言。回国后，张素又约了个饭局，这一次的氛围明显比第一次愉快。看着一桌欢声笑语，岑谣总感觉不太真实。仿佛一闭上眼睛，她又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随时有一颗子弹会穿透她的防弹衣，击中她的心脏。陆沉在桌子底下轻轻捏她的手指，提醒她：“我们回来了，回到了安全的祖国。”岑谣虚晃的心这才踏实一点。她知道不久后，自己又会陷入恍惚，这是经历加沙战场所带来的后遗症。她也同时知道，无论坠入噩梦多少次，都会有人叫醒她。散场时，有人拉住张素，要岑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