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雪夫那一些风吹不去的事情

那一些风吹不去的事情

文/雪夫

姑

姑

宴

据说姑姑宴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成都。那时候的大户人家，姑姑是家里的金枝玉叶。姑姑异于儿媳，打小聪明能干，知书达理，伶牙俐齿，长大后不能随意出门，于是吟诗写字作画做女红。兴致好的时候也做菜，手巧，菜自然精致。其实也就是一些家常菜，可从姑姑手里转了一圈，端上桌来便色香味俱全。往后，姑姑走出绣房，比如郊外踏青，唤上丫环拎起炊具、调料，就地拣几块石头垒灶，弄点时令菜品。清代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谈到其妻陈芸与友人聚会于苏州郊外，估计是野餐的始作俑者。而在清末的成都仕女群中，姑姑宴已然成为野餐的代名词。再往后一点，成都一带有了姑姑宴餐馆，而今更是香飘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过，我要说的是另一种姑姑宴。

这种姑姑宴没法吃，只能办，也就是玩。国内有地方叫过家家、煮饭仔、恋泥沙。

六岁以前，我在幼儿园几乎天天办这样的姑姑宴。玩法颇简单，几个要好的伙伴分工合作。先选出爸爸妈妈，再选出兄弟姐妹，组成一家。哥哥姐姐买菜，到附近随便扯几株野草。弟弟妹妹买碗，拣瓦片。爸爸妈妈掌勺。东西齐备后，有人切菜，有人烧火，忙而不乱。通常情况下我当爸爸，煮饭。当时没有自来水，煮饭离不开水，我大概转了转眼珠子，已然成竹在胸：尿尿，——我是一家之主，当然负责尿尿。我对准从黄条石刮下的粉末，一尿成饭，再把饭调成糊状，便是稀饭。用餐也简单，拿竹签将饭分别挑进碗里，以短小的树枝当筷。一切弄妥后，我一声令下，开饭！一家人就蹲在一起，边夹菜边往嘴边送。送的过程必须发声，咂咂咂表示味道可口。目的地自然不是嘴巴，而是统统拨往地上。一次不留神，尿偏了，尿到埋头切菜的哥哥头上。哥哥大哭起来，告诉老师，老师告诉家长。结果毫不意外，姑姑宴不欢而散，我挨了手板心。

办姑姑宴止于小学门前。开学前几天，我背上养母缝的书包满街转，俨然已是大人。大人再办姑姑宴，于情于理说不过去。不过，当我真正变成大人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倒跟姑姑宴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工作没几年，一天有人找上门，开口就喊老同学。我一愣，有些面熟。他说姓袁，幼儿园同学，忘啦？还一起办过姑姑宴。说就住银行这条街，在五○五厂工作，厂子不行了，想出来做点生意，你帮我贷款，不多，五千块，三个月后连本带息归还。我说我是员工，无法贷款。他见我面有难色，又说，你我可是资格的老同学，你忘了朝我头上屙尿哩。我忍不住笑起来。想帮他，手上又没钱。我说这样，我找朋友借，前提是三个月之后必须归还。

我找到当时唯一的朋友，画画的，家境比我宽裕。我把钱交给袁，他留下借条时，眼圈似乎有些发红。

三个月之后我打电话提醒袁，他说没问题，三天之内保证还。三天后打电话，他依然重复那句话。许多个三天过去了，情况一点没变，而他家里的电话却停机了。画画的朋友催款，我就急了，找到袁母，打听到袁的住址。他住厂区宿舍，我去的时候他不在，只有老婆和孩子。我给他老婆看借条，她说不晓得有这回事，并说丈夫瞒着她在外面跟不少人借钱，这些日子要债的人一大串。我想这款子算是泡汤了，又不甘心，见屋里有一台17英吋长虹彩电，出来用公用电话找画画的朋友。我说袁家情况不妙，先用他家的彩电抵债，才买不久。朋友说行。

第二天，画画的朋友说，那彩电顶多值三千块，并且我不想要，你看咋办？无奈之下，我将此事原原本本告诉妻子。妻子数落道，你这人真是傻到家了，那就把彩电抱回来，反正家里没有，至于钱，再想办法。

一场姑姑宴如此值钱，实在出乎意料。

敌

捕

战

那些年，世界不好即坏，耳闻目睹都是好人坏人。四川盆地东北部合川县的刘文学是好人，偷海椒的地主王荣学是坏人；朝鲜反特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公安人员是好人，老狐狸扫帚大叔是坏人。样板戏自不必说，好人坏人一出场样子绝无混淆。社会上风声也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一句广泛深入人心的口号，每个单位有防空洞，有民兵，学校也有军宣队干部讲解防空知识，仿佛苏联修正主义的原子弹氢弹随时会落下来。而街道居民，则由居委会组织夜巡队巡逻，对流动人口加以管制，比方说谁家来了亲戚，倘要过夜，必须到居委会登记。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成了少先队员，不过叫法变了，叫红小兵。暑假期间我跟地瓜蛋参加夜巡队，实际上是候补队员。地瓜蛋人胖，短手短腿，有股子蛮劲。别的队员比我们大，人手一根木棒，类似打狗棍。地瓜蛋手握一把木头马刀。我扛红缨枪，自己做的，仿照电影《闪闪的红星》潘冬子那杆枪，将木片削成梭镖状，裹上一层香烟盒里面的铝箔当枪头，红缨是纸条，红墨水染红，再粘上去。也不是每夜都要巡逻，居委会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一支手电，轮换巡逻，时间约莫九点钟以后。我参加的次数不多。

那时候，夜比现在黑，路灯稀疏而黯淡。东门外一段古城墙，墙外百米远是岷江老码头，岸边一溜民房竹林掩映，没有路灯。那一次我们一队人马行进到竹林边，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有人说是坏人，也有人说是狗。干妈的儿子我叫四哥，大我五六岁，说黑灯瞎火哪来的狗，肯定是坏人。我头皮有点发麻。里面太黑，我们都不敢冲进去，遂大声喊：出来，看见你了，赶快滚出来！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出来一个人影，四哥拿手电一照，是女人，三十来岁，浑身哆嗦。四哥叫她站好，让我们看住，自己钻进竹林。稍顷，四哥骂骂咧咧退出来：妈的，好臭，一堆狗屎！喊叫声惊动竹林里一户人家，他们将这女人领了回去，说是乡下亲戚，屋里茅房没空。

显然是一场误会，但一点不影响我们，尤其不影响我使劲睁大一双警惕的小眼睛。在我眼里，敌人当然有，那些批斗游街或者游街之后拉往岷江边被枪毙的犯人，以及隔三差五准时到居委会集中学习的“五类分子”，都是敌人，不过始终没有发现公开搞破坏的人。

游戏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我们的游戏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一种游戏叫敌捕战，“敌”，眉山话念“地”，去声。确切地说应该反过来叫捕敌战。玩的对象大致是小学生。敌捕者是好人，被敌捕者理所当然是坏人。划分好人坏人的办法是剪刀石头布。

敌捕战须夜里进行。分出敌我后，敌方跑开躲藏起来。我方问开始没有？若未有应答，说明敌方已经藏好，敌捕马上展开。敌方藏身的地方通常比较隐蔽，树上、门后、墙边、涵洞。一旦我方找到敌方，先喊一声敌捕，然后伸出右手做成枪状指向对方。被敌捕者会受惩罚，挨几下棒钉壳儿，让人家用中指和拇指相屈，弹击自己的脑袋。有次敌捕战，地瓜蛋爬上一堆供电所的水泥电杆，电杆挪动夹住他的一条短腿。他哭得惊天动地，越动弹电杆夹得越紧，后来供电所出动一大帮人相救。

娃

娃

头

回想起来，娃娃头更像一个荣誉称号。在九户人家的院坝内，十三个娃娃中数我年龄大。年龄大意味见识多，经验丰富。但年龄并非决定性因素，比年龄更重要的东西是威信。好像我当时就明白威信是个什么东西。不过确实想不起什么时候当的娃娃头，或许是人家叫我司令的那一天。人家叫我司令的时候，我是默许的。我站在院坝中间大声喊，冲啊！他们就一起往前冲。

娃娃头理应调皮捣蛋。我的调皮捣蛋大致表现如下：

爬树与上房。院坝由一宽一窄两条巷子贯通，前宽后窄，窄巷子仅容一人通过，宽巷子四尺许，长约十丈。宽巷子尽头拐弯处有一株桑树，脸盆粗细，树干虬曲，许是树下有水泥洗衣台的缘故，枝丫蓬勃。一座草房紧挨桑树，草房里面堆满坛坛罐罐，是一家日杂商店的仓库。天气晴朗的话我可以上房。我上房的姿势想必迅捷而又优美，双脚起跳，双手抓住横枝，一个鹞子翻身便撑住树枝，继而站起来往东轻轻一跃，就上了房顶。房顶不算太陡，谷草盖成，尺把厚，柔软且有弹性，于是我可以做出不少动作：跑步、卧倒、左滚翻、右滚翻……如若此时树下有人经过或者谁在洗衣服，必定引来一阵尖叫声。这是一种类似鼓掌的声音，让我接下来的动作更加险象环生。而房顶的西侧有一死角，那里是麻雀窝。由于我的时常光顾，麻雀早已搬家，只在开初拣过几枚蛋。

上房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将房顶当瞭望哨。尽管有人多次跟养父反映，说你家娃儿爬房子，太危险了，养父说管他的，别让我当面逮住。我清楚被养父逮住的后果，每次上房，总不忘随时察看巷口，一旦出现养父的身影就连滚带爬下房，这样养父每天下班回家，总会看见我在做作业。

能够上房的人就我一个。女娃不宜上房。比我小的一个男娃生于清洁之家，检查卫生的人总往他家门框贴“最清洁”标签，他怕弄脏衣服挨打，只能眼睁睁看我欢喜。其他男娃不是太矮就是太小，只有羡慕的份。

上房这件事，基本上确立了我的娃娃头地位。还有跟上房类似的是爬墙。巷的一侧是日杂仓库，另一侧是农机公司的围墙，比一个大人还高出半截身子。墙头宽不盈尺，没有重要机关才有的碎玻璃。我在墙头可以自由地跑过来跑过去而不发生意外，足以证明我的平衡技巧非同一般。

事实上，要当好娃娃头，尤其当好一个优秀的娃娃头，光凭上房和爬墙是不够的。我有非常正经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可以证明。

学雷锋。院坝里一老汉，姓邱，我们叫爷，年少时落下小儿麻痹症，右臂肌肉萎缩，终生未娶。邱爷得其祖传，用左手治跌打损伤，医术了得，颇受人尊敬。他的左手掌又细又长，像鹰爪，力大无比。平日街坊有求于他，一概不收钱物，说自己是五保户，钱多无用。邱爷有恩于我。有一年我在外婆家，见柜子上有一瓶药水，不问用途便抹到脸上，鼻子两侧各抹一下，不一会儿感觉火辣辣地刺痛。一顿饭功夫，药水涂过的地方皮肤皆无，呈黑红色。外婆问明原由，大声惊呼：天哪，那是搽毒疮的东西！赶紧带我寻养父母，养父母带我见邱爷。邱爷瞅了瞅，不动声色地从一只陈年马桶内壁上刮下一层灰白色的垢，碾成粉末，再用药粉调匀，叮嘱养父母为我敷上，三天一换。结果半月结出新痂，一月后疤痕全无。

记不清我们帮邱爷提水、打扫卫生是在我敷药之前还是之后，反正想到的第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对象便是邱爷，也许是有那么一点报恩的意思。每天下午放学，我召集虾兵虾将做作业，然后玩耍，然后各自回家拿上扫把，年龄小的打扫院坝公共地段和巷内卫生，年龄大的到邱爷家，先乖乖地问一声邱爷好，便各自做事，扫地、抹桌、抬水。我们这群娃娃做了很长时间的好事，从我读初中开始到高一结束。以后的情况不太清楚，我当兵了。

第二件事是表演节目。我是演员，虾兵虾将是观众，他们排排坐下。舞台是我家木床。蚊帐成幕布，被子叠成长条状做挡板。我把样板戏中的英雄和坏蛋搬到床上。咣扯咣扯咣咣扯——

杨子荣肩披枕巾，头戴草帽，手握泥巴枪从幕侧出场，绕场，翻斤斗，打虎上山。杨子荣退场，到另一侧换上座山雕的妆扮，反穿衣裳，腰缠枕巾，唇上粘一片黑色电工胶带。咣扯咣扯咣咣扯——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了？

防冷涂的蜡！

咣扯咣扯咣咣扯——座山雕举起双手跪在床边，浑身发抖。杨子荣哈哈大笑，声震威虎厅。床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最后一次表演随着木床横梁的断裂而宣告结束。养父没有责骂我，又换了新梁。

最后一次当娃娃头是十五岁，当兵离开家的前一天。那天我穿上崭新的军装，异常肥大，像土地爷。我跟虾兵虾将玩跳房，养父笑呵呵地指着我对邻居说：你们看你们看，都成解放军了还好意思跳房，硬是一个长不大的娃娃头！

女

朋

友

女朋友叫梅梅，上小学之前就认识了。

养父年轻，三十岁上下，每天晚饭后同养母一道带我出门。散步这个词是后来才有的，那时就一个字，逛，比方说：等哈儿去逛、逛建筑社之类。建筑社是养父的工作单位，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公司，集体合作性质，多数工人来自乡下，住集体宿舍，晚上的主要活动是打扑克牌——丢百分。养父母也上阵，但观战的时候多。这时候我认识了梅梅，任大人罚蹲罚站贴纸条闹得天昏地暗，我俩兀自玩耍。她是女会计的女儿，鹅蛋脸，大眼睛，说话细声细气，两只朝天辫像盛开的菊花。想不起是如何好上的，反正无话不谈，几乎形影不离，讲故事、藏猫猫、跳房，以后还相互给对方留吃的。腊肉是稀奇货，趁大人不注意偷偷藏几片瘦肉。肉可以一丝一丝地撕下，再一丝一丝地送进嘴里。她的家境比我家好，吃物的种类要丰富一些。运气不错的话还有鸡肉，当然只是一小块。一小块鸡肉胜过天地间所有的美食。

不久社里又来一个妹妹，一个木工师傅的孙女，外地上学，记不起姓什么，暑假来的，开学前又回去了。有一次我们三人藏猫猫，我跟梅梅躲进建筑社对面的青石大水缸，里面无水。不知什么时候缸子边沿伸过来一排脑袋，都是男娃子，比我们大，领头的是小惯偷。他指着我们粗声大叫：快来呀，他们藏在这里！我俩只好灰溜溜地爬出来。那伙人不让我们走，围着，七嘴八舌嚷嚷：是耍朋友吧，哈哈，蛋黄没干耍朋友，羞死人，羞死先人！我情急之下大喊爸爸妈妈，才把他们吓跑。

人是吓跑了，却留下一层阴影。他们说我们耍朋友，看来耍朋友一定见不得人。我和梅梅渐渐疏远了。

那时候男生女生不能随便说话，并且年龄越大男女界限越分明。校外倒不是很明显，街坊邻里的孩子从小一起玩，习惯了；而校内却剑拔弩张，简直就是互为敌人。上课时男女同桌，桌子中间必有一道“ ”，谁也别想轻易逾越。下课后，如果两个异性单独说话，或者放学后一起走，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日子过得很慢。十岁左右我又有了女朋友。不是同学。事情是这样：暑假到外公的厂里玩，厂在乡下，离城三十里。外公有个徒弟，家住厂子附近。他有两个妹妹，大的我叫姐姐。姐姐漂亮，眼下回忆起来依然漂亮。她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能歌善舞。她教过我一个舞蹈《井冈山下种南瓜》，歌词还记得：

小锄头哟手中拿，

手里格手中拿呀。

井冈山下种南瓜，

种里格种南瓜呀。

挖个坑呀，下个籽呀，

舀瓢泉水催催芽。

……

我学会了“种南瓜”，也学会了偷南瓜。姐姐家有猪，姐妹俩每天要割猪草。那段日子我天天在姐姐家吃饭，也帮忙割猪草。我们一人一个小背篼，姐姐割什么我割什么。有次我发现地里一个皮球大的青南瓜，想吃。姐姐说不行，是生产队的。我不管什么生产队，只想吃，就偷偷割了装进背篼，再拿猪草盖住。到家后，我把南瓜拿出来，吓得姐姐一家人眼睛鼓得溜圆。

姐姐爱干净，碎花衣服，有补丁，但清清爽爽。床头一个旧木箱，里面是她的衣服，始终叠得整整齐齐。后来我让养父做过一个小木箱，里面装过白衬衣、蓝裤子、帽子、手帕；上高中时还用来当医疗箱——我们班是“红医班”。至今，我的某些生活习惯不能说没有一点姐姐的影子，比如我常用的东西总是分门别类存放；比如我的电脑桌面一直干干净净，剩下“我的电脑”“IE浏览器”和“回收站”，其余图标都藏在“开始”菜单之中……

离开姐姐的时候我哭了，此后再未见面。多年以后我问外公，想知道姐姐的近况。外公淡淡地说：哦，徒弟家老二呀，嫁城里了，听说又结婚了。

英

雄

梦

想当英雄的念头由来已久。

起初，是养父边摇蒲扇驱蚊虫边讲雷锋。那是夏天的夜晚，我光着屁股躺在凉席上听故事。养父讲雷锋讲了很长时间。在他看来，祖国大地似乎就诞生了这么一个英雄。的确，让养父讲故事，实在勉为其难。解放初期，养父进过几天扫盲班，识字大多残缺不全，倘要写下来，更是残缺不全。

上学了，课本里陆续出现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欧阳海的名字。这些被称作英雄的人，或紧守秘密断项于敌人的铡刀之下、或舍身炸掉敌人的桥型暗堡、或以胸膛堵住敌人的机枪口、或为顾全大局而焚身烈火、或救少年于冰河推惊马于铁道。于是，对于英雄，我的想法是：英雄稀奇，越稀奇越英雄，越伟大；英雄胆大，敢做常人不敢做的事情；英雄不怕死，想成为英雄得先死。想起小学三年级暑期，离家不远的米市坝，一天，有人说那里死人了，许多人围观。我拨开大人的腿缝钻进去看，一眼水井，近旁石板摆着一个赤条条的男人，仰面，头发精湿，下身一截棍子似的东西朝天戳着。说这人教书的，说了反动话，造反派给揪出来，打算开批斗会，不料跳井了。我以为，这样的人恐怕算不得英雄，虽然他胆子很大，敢于跳井；虽然他死了，还死得那样难看。

当然，我也喜欢听别的故事，也跟英雄有关。院坝里，有小伙伴的父亲是农资公司采购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关键是会讲故事。他不去采购的时候，我们一帮娃娃总要缠住他，听他讲故事就像大人开会，纷纷从自家屋子搬来凳子，一个个鸦雀无声，一本正经，他坐在我们对面不时潇洒地挥动手臂，语调抑扬顿挫，像居委会主任。

听过的故事依稀记得，《一只绣花鞋》《阁楼鬼影》《一幅梅花图》《一缕金黄色的头发》《地下堡垒的覆灭》等等，都是百听不厌的反特故事。里面有坏蛋，有英雄。结局大致相同，坏蛋灭亡了，英雄胜利了。我敢打赌，我们那群娃娃，没有一个想长大后当坏蛋而不想当英雄，尽管偶尔午夜惊梦。

参军了，黄土高原腹地的陕北，一天夜里，当我真的挎上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站岗放哨的时候，发觉自己才或多或少有点英雄的意思。战友中，我知道有人站岗打瞌睡，还有人偷食堂的吃物。我不干这些事情，长枪在手，东走走，西看看，一小时眨眼就过去了。

只差那么一点点，有一次我就成了英雄。

情况是这样：某夜，轮到我站岗，在食堂边的坡坎上，我隐略听见远处有人声，像是男的，一会儿又像是女的，还有似有若无的哭声。坡坎下是路，曲曲弯弯通往山下村庄。深更半夜哪来闲人，绝对不是当兵的——我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不是当兵的便是老百姓，可驻地方圆二三里根本无有老乡居住。一定有情况！我迅速给步枪上了刺刀，端起，又紧了紧腰带，然后循着声音的方向小心地摸过去。

月光不太明亮，无数不规则的石片竖叠而成的路面变成一道灰白色的带子。我猫样地弓着身子，顺路边泄洪沟慢慢下山。摸到小石桥了，看见两个人影在路中央。他们的声音忽大忽小。又是女人的哭声。我听见这样几个单词：“娘家”“放屁”“钱”。大概还有十几步远，我跳出沟，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两个人影急忙抱作一团，旋即又分开。

我端着枪一步步靠近。

咳，是俺俩口子。男的说。

抵近一看，是三分队长和他老婆。

我啪地立正：对，对不起，分队长，我以为是，是坏人……

是小朱么，回吧，俺跟你嫂子说家务事哩。

记不起我往回跑的时候脸红没有，也记不起之后再见到三分队长是什么心情和表情，反正感觉这事挺丢人，任谁也没有提起。

转眼，连队老文书去营部当书记员，指导员见我钢笔字还行，主办的墙报也过得去，便让我当文书兼军械员。这一干便是两年。

年初，我18岁，服役三年，该探家了。

那段日子，我经常找医助玩。医助，医生助理的意思，是连队唯一的医官，排级干部。医助姓黄，四川内江人。或许是老乡，人家医大毕业，而我虽是高中生，但喜欢写写画画，来往渐渐密切。黄医助说，你要探家了，我也要探家，我们到成都分手，想不想同路？我说好哇。想不想带枪走？黄医助又说。我说不敢不敢，开国际玩笑吧？黄医助说，不开玩笑，我也想带枪，其实你也可以，路上防身呀，探家后再带回来，子弹嘛我给你补上，鬼晓得。

事发后我反应过来，黄医助是因为自己想带枪而拉我下水。部队规定，非经批准，干部离队一律不准携带武器，离队前必须将武器交给军械员保管；而军械员相当于班长，更无资格携带武器离队。可当时我不知怎么就脑袋发热了，就缺血缺氧了，就答应了黄医助。

是7.62毫米五四式手枪。黄医助是否带枪离队我没看见。我从库房随便取了一支装进提包，连同10发子弹。

我提前一天将军械库钥匙移交给保管员，这也是规定。保管员姓高，山东人。

我们自县城坐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坐火车到西安，再到成都。

上汽车前，我寻个僻静处取出手枪，装入挎包随身背着，生怕有闪失。

在介休和西安，我们找旅馆住下。我睡觉前将手枪掖枕头下，一会儿伸手摸摸，再一会又摸摸，怕一眨眼那玩意就飞了。

火车上人挤人，更要命，不敢打瞌睡，一直紧紧地抓住挎包。

凌晨许，乘客大都东歪西倒，车厢内的呼噜声和车轮碾压铁轨的轰隆声相互呼应。我的眼皮开始打架……猛然一激灵，睁眼望窗外，有站牌，已过秦岭。复又摸挎包，双手一捏，东西还在。

到家后，养母说哎呀长好高啦！咋个眼圈黑黢黢的？我说路上没休息好，困死了。

睡了两天囫囵觉。之后走亲戚，找同学，访老师，没提带枪的事。枪在床褥的边角下面，再压上被子。期间有几个晚上，取出枪掖进裤腰，想出去走走，漫无目的，而心里想的，却是希望能够碰见个把坏人。

碰见坏人我就成英雄了。

世界风平浪静。

还有三天归队。

我去了一趟乡下的镇子，外公和外婆住拖拉机配件厂。

我带上手枪，外公看见了，奇怪地问：探家还要配枪？我说唔。赶紧看好哈，出不得岔子。外公又说。我说唔唔。

第二天是礼拜天，中午，厂区人少，我揣枪走到地坝边的黄桷树前，压上子弹，打开保险，瞄准无比粗大的树干，那里有块疙瘩，我啪啪啪连开三枪。

我是这样想的：好不容易带枪回家，结果连一根坏蛋毛都没看见，就要回陕北了，再不放它几枪，也对不起这块铁铊铊。

归队的过程依旧月明风清。

坏蛋躲起来了。

归队了，我放下行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找保管员讨回军械库钥匙。

开门。开枪柜。再开弹药抽屉。不对，抽屉上的铁扣怎么轻轻一碰就掉地上？连忙清点子弹数量。手枪子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短二十余发，不算我报销的三发；步枪子弹短了数十发。

头皮发麻。头晕目眩。

惊魂甫定，料定是保管员干的！只有他有房门钥匙，而门锁与锁扣完好，唯一动过的地方是弹药抽屉。

我硬着头皮找连长。

连长的脸唰地变成青白色：小朱呀小朱，都成老兵了，看你干的好事！我错了，我犯大错了，我怀疑保管员……我说。把事情经过写下来，明天交给我，还有库房钥匙，也交出来。连长最后说。

我如实写下事情发生的全部过程，包括回家后到过哪里，见过何人。

连里将保管员控制起来，搜查他的器材仓库。搜查时我也去了，在一个空炸药箱中，我看见一叠人体美术画片，全是从画报和美术杂志上撕下的，而这些东西，是我的。

保管员被遣送回家了。

我在全连军人大会念检讨书，行政严重警告一次，重新回到原来的分队。

想死的心都有。

终于平静下来。我还年轻，才18岁。我还有明天。

此后，我非常正经地值班，非常正经地劳动，闲时背唐诗宋词，读《古汉语基础知识》，托战友从西安买的。

我把值班当成赎罪。

年末，老兵退伍前夕，通常是连队最难管理的时候，老兵知道自己快要离开部队，大多抓紧处理个人私事，不再安心值班。我一次次地对自己说，你是浪子要回头是岸要重新做人要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爹对得起妈。

我递交了退伍申请书。连里没批准，说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

第二年底，我又递交了退伍申请书，而且养父母也给连队首长写信，说年事已高，云云。

此前，我被团部通令嘉奖，说是战备值班模范。

再此前，有总站首长来视察，见过我办的板报，便对随行的人说要见见这个兵。随行的人告诉连长，连长告诉分队长，分队长命令我：快去操场，总站首长要见你！我握住总站首长软乎乎的手。首长问哪年入伍的啊？多大啦？家是哪里的？挺有水平的嘛，办这个板报有点屈才哦。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应着。过后有传言，说你小子鸿运要来了，要去重庆上大学了。

我没有去重庆上大学，退伍了。坐在大巴车靠窗的位置上，我使劲地环视眼前熟悉的窑洞、沟壑、小路、拦洪坝，还有操场边的一排白杨。我要把所有能够看见的东西统统塞进脑子，带回四川。

多年以后，在一次高中同学会上，班主任老师对我耳语：那年你当兵，部队来过两个人找我，问你带枪的事。我说：惭愧，那时候想当英雄。

（责任编辑：袁志英图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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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夫，本名朱清明。15岁参军，20岁退伍。曾任《四川文学》美术编辑，现任《百坡》文学编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眉山市散文学会副主席。独立平面设计师。发表有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书画、摄影等作品若干。著有个人书法集。作品散见于《星星诗刊》《美文》《四川文学》《四川日报》《太湖》《当代人》《海南日报》《镜像的妖娆》《咔嚓·民间影像》等报刊及选本选集。有散文作品获第二届四川散文奖、第二届三苏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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