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之歌王向明我走着，与光明同行

孩子，你的出生不是上帝的过错。

生命就是珠穆朗玛峰，这世界没有什么能比肩它的高度。所以，别怨恨自己，别愧疚自己的身躯……

父母感激你，感谢命运给我们最华贵的馈赠，感激你用坚毅、执着托起我们苍凉的梦想…

——王向明母亲心语

言及王向明，给人印象更多的是儒雅、内敛。他低调的为人姿态与高调的学术风格，无不给人一种从容、古典的浪漫，一种简约、恬静的风姿。

说到学术，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的王向明，先后公开发表和出版了《关于高校“两课”教学方法创新的探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研究》、《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等七十多篇（部）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和著作。

然而，有谁能想到这位曾获北京市师德标兵荣誉称号、被称为讲课有“魔力”、专业成就斐然的学者竟是一位残疾人。

孩童立志

尽管，在我的躯体内留有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但家人良好的教育没有让我心理留下残疾。我从不因自己的疾病而自卑，也不相信“宿命论”，这不是天性使然，也不是我天生就有多么高尚的志向，而是家人从小就把我当作健康孩子来看，全面培养，使我养成了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依稀中，我知道自己应该自强不息；感觉里，我是一个四肢健全的健全人。

———王向明心语

１９５７年王向明出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时任云南省群众艺术馆馆长的父亲与时任云南省文化厅电影处处长的母亲同时被错划成右派，母亲被下放到云南弥勒县的东风农场，父亲被下放到元江县的红光农场。只有三个月大的他只好由祖母接到老家建水县抚养。１９５９年，也就是小向明未满两周岁的一天夜里，奶奶发现小向明高烧不退，就匆匆忙忙地将医院，值班医生见其高烧，就当普通感冒诊断，开药后让奶奶带着小向明回家。谁知这场高烧退后，小向明却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时不知所措的奶奶只好求助县城代写书信的店铺帮其写信向远在昆明的姥爷、姥姥求助。当姥爷、姥姥接到求助信后，意识到小向明是被当地流行的小儿麻痹症所感染，于是立即发电报让奶奶将小向明送往昆明，他们担心当地医疗条件有限，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当祖母将小向明送到昆明时，虽经多方积极治疗，小向明仍然不可挽回地留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

远望仍在农场接受“改造”的女儿、女婿，近看眼前仍不站立的小向明，同样被划成右派的姥爷心都碎了，痛定思痛后，与姥姥商量，只要有一丝希望，也要让小向明站起来！

在一位业内人士的引荐下，姥姥带着小向明来到了医院，老中医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用针灸、汤药、按摩等手段开始为小向明诊治，一年三百六十天，姥姥天天医院走去，小向明记不清他幼小的身躯有多少个针灸的针眼，也记不清姥姥是如何背着医院的小路，只知道，经过一年的积极治疗后，他的右下肢肌肉慢慢地有了弹性、活力。一天，小向明扎完针灸后竟奇迹般地在诊室走动起来，尽管仍不能像健全人一样走得那么利索，但一瘸一拐的行走姿态不仅使医生惊讶，也感动得姥姥老泪纵横。用医生的话说，这不是医学上的奇迹，而是这孩子求生欲望太强所致，是他每天坚持功能性锻炼所致，是他的毅力感动了上帝。

经过长达两年的治疗后，他终于能够站立走路了，但右下肢萎缩乏力，走起路来不得不一瘸一拐。一次在与邻居小伙伴玩耍时，邻居的孩子骂他是瘸子，尽管小向明此时还不清楚瘸子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但他从小伙伴的骂声中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伤心哭泣着回到家里。姥爷和姥姥却并不急于安慰小向明。姥爷问，是不是小伙伴欺负你了。小向明擦着眼泪点了点头。姥爷接着说，你与他们相比差什么？差的是比赛跑步，仅此而已。他们有头脑，你也有，他们有双手你也有，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你完全能够做到，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要自强。虽然此时的小向明还不能真正理解“自强”的含义，但他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只要同类事情自己做得比别人好，别人就不敢对自己说三道四。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小向明把自己的残疾扔在脑后，别的小朋友爬树，他也要试一试，别的小朋友打乒乓球，他同样试着打，用他的话说就是：别人能做的事，我照样做。无论是从生理还是从心理上，我没有把自己当残疾人，故也就无视别人对我的看法。就说跑步吧，我也曾尝试着跑过许多回，只不过是不记速度。

漫漫求学路

我不允许自己怀有弱势心态，也很反感“弱势群体”的称谓，更不希冀别人莫名的施舍。处于转型期社会的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更好，渴望自己对家庭、对亲朋有所贡献。这种原始、质朴且来自内心深处的理念，对社会而言是一个自然人的责任，一个社会人面对社会的担当。

———王向明心语

１９７４年王向明高中毕业了，伴着轰轰烈烈的“下乡”潮，他下到了父母工作的云南省元江县。早在下乡之际，学校有关领导对他说，这次下乡，考虑到你的健康状况，你就不要去了，市里有一批招工指标马上就下来了，照顾因多种因素不能下乡的学生，你就留在学校做些杂务，等这批招工指标吧。天生有股闯劲，从不把自己当组织照顾对象的王向明却说：我能行，别人能干的农活我同样能干，只不过是不能负重而已，我想，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总是可以的。老师知道眼前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是不会要组织照顾的，于是同意了他的下乡请求。

带着到农村大有作为的希冀，王向明来到了父亲被错划成右派时劳动过的农场，谁知到农场还没有开始劳动时，元江教育局一名干部听说城里来了一批知识青年，便决意在这批知青中挑选几名小学教师。经过几轮筛选比对后，教育干部找到王向明说，你在学校的成绩不错，难得在这个世道还有真心学习的人，你就到城关镇中学教书吧，教书同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我们这里太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了。就这样，王向明在乡下做了两年小学教员。

１９７６年６月，伴随着知青回城的热潮，王向明被分配到昆明市童装厂当了一名工人。工作半年后人们发现，这个地地道道的残疾人不仅工作积极性高、在流水线作业中很有悟性，而且能说会道。正欲调他去厂办工作时，上级单位的轻工业局要在基层选拔几个有能力的干部。于是，王向明被借调到轻工业局机关保卫处工作。有人开玩笑说，你到保卫处工作连个老太太都抓不住，等你赶到现场，犯罪分子早跑了，对此，王向明也感到有些不合适。但处长一席话给他吃了定心丸：我们保卫处用的是“智”，防患未然，有体力的成分，但没有“智”是完不成保卫任务的，我们用的是你的智慧，这年头找“力者”容易，找“智者”则不那容易了。

从小学教师到工厂工人，再到保卫干部，无论工作性质多么不同，他都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日后谈到这段工作经历时，王向明说，保卫工作教会了我理性，使我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因那时我正处在浮躁的青春期。

或许是天生不安分的性格因素，或许是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抑或是他想再次挑战自己。当１９７７年全国恢复高考的钟声掠过心间时，他毅然报名参加了高考。其志愿填的是能“上下求索”的历史系。

然而，命运又一次给他开了个玩笑，虽然他的高考分数远远地超出了录取分数线，但是所谓的“政审不合格”和“体检不合格”将他拒之门外。

今夜，昆明无眠，今夜，我心无眠。难道残疾人就不能像健全人一样到高校接受良好的教育吗？难道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后代就不能上大学吗？一连串的难道迫使他与当时那个僵死的政治体制抗争，这既是一场与体制的抗争，也是一场与自己命运的抗争，他知道这种抗争毫无结果，他从小不服输的性格教会了他，没有结果也要一搏。

次日，他来到高招办，时任高招办工作人员的海淞老师看完他的成绩后说，你的成绩是重点大学的成绩，但你的家庭出身以及身体情况导致许多学校不能录取你。就当下你的实际状况而言，你可以报考中医学院，中医学院对身体要求相对来说级别要低一些，但那是理科。

听完海淞老师一席话，聪明的王向明深谙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要想上大学，必须要过这个本该不属于自己的独木桥。于是他立即投入到理、化的复习中。１９７８年７月他再次参加高考，又一次以远远超出录取分数线而金榜题名，可结果让他再度失望。原因很简单，他身有残疾。这个在现在并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确是问题。

无奈，他又一次来到高招办。海淞老师见王向明的到来忙笑着相迎，从海淞老师的笑意中，王向明看到了希望，也读懂了内涵、分量。海淞老师说，你两次超出录取分数线而不能录取的事，我在省里作了专题汇报，分管教育工作的省委副书记李启明对你的情况非常重视，问我，你生活能不能自理。我说你不仅生活能自理，还当过知青、保卫干部。李书记说，那应该积极协调所报志愿学校予以录取，我们不能剥夺残疾人受教育的权益。

当接到高招办的身体复查通知的时候，王向明感到喜从天降。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７日，在其他同学已经开学两个多月的时候，王向明终于圆了他的大学梦，走进了云南中医学院。对此，王向明说：“上大学对我来说是曲折的，所以我特别珍惜大学的学习机会。庆幸的是，我对文科的偏好反而成就了我的中医学业，我最初的哲学功底就是建立在中医基础之上的。”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王向明加倍刻苦、努力，在校期间他三十三门功课的平均分是９４.４分，成绩全优，毕业论文全校第一，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点亮他人心中的明灯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讲台上，我已经站立了整整３０个春秋，教过的学生也从最初的“６０后”到了今天的“９０后”甚至“９５后”。但每次走上讲台，却总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一方面深感责任重大，另一方面则是面临挑战“压力山大”。如何勇敢地面对挑战，赢得挑战？我最深切的体会就是：要努力成为一名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传道者，用真理的力量感召人，用真挚的情感打动人，用人格的力量感染人，用生动的形式吸引人。

———王向明心语

１９８３年７月，王向明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没想到正值全省选拔后备干部“三梯队”，由于他在大学的突出表现，他被选中，奉命到省委组织部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培训，计划将他分配到乡一级单位做党团书记。王向明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而且他热爱医学，经反复请求最终回到中医学院。但这次“偶然”的培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学校任命他为院团委书记。这一干，就是三年。１９８６年，他从团委书记任上考入清华大学社科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二学位班，由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专业１６　自强之歌之路。毕业后，他先后在云南中医学院和昆明医学院工作，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同时，还担任过社科部副主任、校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对“两课”教学的热爱和强烈的使命感使王向明做出了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报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博士生。１９９９年春天，正在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王向明，舍弃了所担任的正处级行政职务，重新成为一名学生。２００２年博士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两课”教师。

“要照亮别人，首先自己心中要有一盏灯。教学没有止境，作为教师，我不能说我教得很好，因艺术永远是遗憾的艺术。”从大西南一路走来，直至步入京城高等学府讲坛的他，十分珍惜每一次的讲课机会，这不仅体现在他给学生上课上，也体现在应邀给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高级干部的讲课中。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说他的课有一种魔力，有一种磁性。

魔力也好，磁性也罢，它不是上帝的馈赠，而是王向明辛勤劳动的结果。为了赋予讲课的生动性，他除了系统学习心理学等书本知识外，还给自己立下了定期走访机制，利用讲课机会、业余时间深入到基层一线，与长期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党政干部聊天，从他们实际工作中了解当下社会底层人的生存状态。

曾几何时，社会上有人认为，我国已进入到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青年人无所谓理想、信念、伦理、价值，都奔“钱”去了。王向明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要想让青年学生认识到先进理论的价值，教师必须首先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这是对科学理论的忠诚，这种忠诚对学生的感染，是亲和力、贴近性和平等沟通的前提。

正是基于此，在教学实践中，王向明始终秉承一个基本原则：我走着，与光明同行　１７教给学生的，一定是他真心相信的。一次，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教授，您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难道它不是一个遥远缥缈的乌托邦吗？”面对着如此的提问，王向明心里真的不是滋味，想了想，他说，是的，我信！这种相信绝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行为正确性的内在确信。

著名思想家罗素曾经说过：“在漫漫的黑夜中，人们渴望一座光明灯塔的指引，这就是明确的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王向明的信念。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蕴含着人类对社会公正、平等和最大多数人获得幸福的追求，始终是鼓舞人类进步的力量源泉。中国思想家孔子提出的“天下大同”，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理想，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的“理想”追求，其实都反映了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价值观。王向明相信共产主义，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为这样的社会理想去努力、去追求，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