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孩子的积极性,是成人的社会责任

最近，清华教授刘瑜《我的女儿正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一文引起大家讨论，尤其是为人父母者。

赞者认为其反映了社会过度竞争之下，真实的焦虑心态，而弹者则认为，其作为清华教授家庭，本来就已经占据了社会优势，站着说活不腰痛，鼓吹普通论是麻痹普罗大众，缴了他们思想的械。

我觉得两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完全认可。正方流于随性，反方流于功利，然而，两边对于教育本源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驱使孩子追求卓越？——的认识是相同的，即都是出于自利的目的。

对教育的认识，本质是个价值观问题，甚至是个政治问题。

我第一次看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了，她的书和梁文道《常识》一类书籍一样，平实、通顺，充分反应了大学本科的智识水平，非常适合不想太烧脑去读欧洲社哲原著而又可以装人文逼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在涉及到社会、政治这类话题时，能随时把“权利”、“正义”、“民主”一类香气扑鼻的大词儿揽在身边。

我赞同刘瑜对教育出发点的假设，即孩子的天资各不相同，必须顺其自然，因材施教。然而，天资是先天遗传的，教育是后天塑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我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反复教育我——孩子不仅属于家庭，也属于社会；把孩子教育好，让孩子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家长对社会的责任。

的确当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激烈表现在可以以金钱衡量的领域，例如就业、进名企，例如创业、搞互联网公司，例如掌握资源和资本；在教育竞争中，中国名校还不够，还要美国名校，而终极目标都指向了这些功利领域。我年轻时，留学海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这个年龄坐到外企高管位子的海归大多也是美国二三流大学；而今天，我周围朋友的孩子从美国Top30读了回来，找个理想工作都焦头烂额，似乎海外名校毕业生已经在就业市场上过剩溢出了。

很多家长的焦虑实质是对孩子十多年付出而兑现产出的期望值焦虑，当把期望产出的形态进行一些调整，不以就业和金钱来衡量，而是让孩子身心健康、全人发展，最终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为目标，任何改变世界的有益形式，你也许会发现焦虑感有所降低——你的付出是对社会的付出，孩子，只是你付出的载体。

由于工作性质原因，我和儿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不过他的做事风格始终被我潜移默化。刚会说话的时候被老人抱着在街上走，天上飞过一架飞机，他会指着飞机呀呀而语——巴巴，巴巴；到现在，无论是穿衣风格——喜欢素色、裁剪简单、高品质，还是听音乐类型——英式摇滚，都和我极其接近。

尽管他拿了一系列英文辩论赛冠军、数理化生信竞赛的大奖，我觉得我们都不算很鸡血的人，一切只是源于他自己的兴趣，他在社交媒体上的签名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想学”，我说，这是他自己对于stayhungry,stayfoolish的版本。他现在这些态度，完全继承了我念中学时的鸡血，那时，我真的是全心全意想着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家长能做的，是支持孩子不要浪费掉了先天的才华，尽可能给他提供证明自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