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是世上最狠的男人为纳粹走火入魔,
“大家认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是秘密。”
说这话的时候,布伦希尔德·庞塞尔正一脸淡然地坐在电影院,看着一部刚上映不久的纪录片:《德国生活》。
而这部片子记录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
与其说看电影,不如说她在听电影——岁的庞塞尔在一年前彻底失明。
除了片子的主人公,她还有一个身份:纳粹时期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秘书。
同时,她是现在唯一在世的,有和纳粹相关身份的人了。岁的高龄让她有种人之将死,看淡一切的从容。
沉默已久的前纳粹宣传部长秘书,第一次面对大众讲述关于老板的故事。
约瑟夫·戈培尔
年,庞塞尔被推荐到纳粹宣传部,成为戈培尔的秘书。每月拿着马克薪水。而在此之前,她是一家广播电台的高级秘书。
“我们很少能在早上看到他(戈培尔)。“他从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小花园,走到办公室大门前。”
庞塞尔闭着眼睛,用手托着她的下巴回忆她的前任老板。
庞塞尔说,每次戈培尔到了之后,会直接进入他们的办公室。秘书们可以问他任何问题,向他通报工作的情况。
戈培尔的孩子们也会到办公室找爸爸。“孩子们很有礼貌,会和你行屈膝礼,主动和你握手。”
对于她的前任老板,庞塞尔起初是赞美的。
她形容戈培尔:“虽然矮小但是面容精致,穿着整齐。”庞塞尔甚至因为戈培尔患有小儿麻痹,走路一瘸一拐而替他感到可惜。
“他们俩对我都很好。”
戈培尔夫妇和希特勒在一起。
庞塞尔的父母死于一场轰炸。为了安抚庞塞尔,戈培尔的妻子格玛达还曾送她一件蓝色的切维厄特绵羊毛的套装。
庞塞尔说她从来没有过那么时髦的衣服。
年,庞塞尔穿着玛格达送她的衣服。
不过,这种看法没有维持很长时间。
当她目睹年戈培尔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发表《全面战争》,将谎言当做艺术追求去迎合纳粹、将残忍的目标作为自己和大众奋斗的动力时,先前的看法烟消云散。
庞塞尔无法相信,他身边这个和蔼的人,竟然一直戴着一幅巨大的面具。揭下面具之后的戈培尔完全变了个人,满是虚伪。
“没有谁能像戈培尔一样从一个儒雅的翩翩君子转瞬间成为一个朝你怒吼的侏儒。”
庞塞尔形容戈培尔是一个很棒的“演员”。
冷漠绝情是戈培尔的第二个标签。
不关心员工生活的老板,不是什么好老板——庞塞尔有三个兄弟,其中两个都在战争中阵亡,但戈培尔从来不闻不问。
冷血动物一般的戈培尔,在自家住宅倒是约会了不少女人。
“如果我也是耀眼的女明星,戈培尔早就开始勾搭我了。”
其实说他冷血还不够,更多的应该是人畜不如。
二战结束的最后几天,庞塞尔和其他戈培尔的部下被要求进入希特勒的地下防空洞。
回忆很多,年4月30日是庞塞尔记忆中最难忘的日子。这天,希特勒自杀了。第二天,戈培尔与妻子玛格达也追随希特勒而自杀。
在访问中,庞塞尔说:“希望在我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像之前那样再次颠倒了。因为没有孩子,我其实少了很多担忧,这令我感到宽慰”。
这句话不是平白无故说的。
因为她的老板戈培尔在自杀前,在柏林城亲手毒杀了自己的六个孩子。
戈培尔全家福。
没人知道戈培尔在毒杀孩子之前是怎么想的,或许还有一丝挣扎,也许已经走火入魔无法自拔,甚至有传闻说,戈培尔认为国家没了“元首”,孩子也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二战结束,庞塞尔被判处五年监禁,辗转关押在柏林附近的集中营监狱。
年庞塞尔重获自由,做回了她的老本行,一家电台的秘书。在这里,她享受着高薪的工作,和随时旅行的特权。
如果不是因为《德国生活》的上映,岁的庞塞尔可能不会面对镜头讲述这些。
注视着荧幕,托着下巴,庞塞尔毫无悔意的说:“当在影像中看到我所做的一切时,才意识到做错了。”
其实对当时的她来说,为纳粹宣传只是一份工作而已,和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
庞塞尔一直认为,自己对政治不敏感——这也许多半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
在她小时候,父亲不允许在房间里放夜壶。
每当起夜时,因为害怕,庞塞尔只得和兄弟姐妹们在内心祈祷普鲁士给予他们力量。
当庞塞尔的父亲从一战中回来之后,在普鲁士律令的影响下,庞塞尔一度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这种制度下的一个产物。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她对政治和权势的抵抗与厌恶。
庞塞尔说,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她朋友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紧急着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开始出现,最有名的事件是电台播音员被逮捕送进集中营,而罪名则是这个播音员是同性恋。
回忆为纳粹工作的经历,庞塞尔的态度依然平静如水:“尽管我处于纳粹系统的核心,但我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纳粹政权对于敌人的压制和破坏。”
对于庞塞尔来说,那段工作经历,只有在当时是错的,可惜她没意识到,而现在后悔对她来说早已毫无意义。
在《德国生活》中,庞塞尔有时紧闭双眼,有时双手合在一起,用指尖抵着眉心或下巴,又或者仰着头,看似从容与淡然,实则是种煎熬。
即使这是一段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经历,或许真的存在只有她知道的“秘密”。她显然没有要昭告天下的急不可耐。
《德国生活》在第34届德国慕尼黑电影节上映了,这也许是庞塞尔这次愿意面对公众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出席慕尼黑电影节的布伦希尔德·庞塞尔。
本文故事见《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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