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代理亲历记上

性爱代理亲历记OnSeeingASexSurrogate

马克?奥布莱恩（MarkOBrien） 　　当事人（作者）简介：马克?奥布莱恩是一位诗人和记者，住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六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他在人工呼吸器中度过了大部分的生命。年，福克斯探照灯公司（福克斯电影公司）放映了《亲密治疗》（TheSessions），一部根据奥布莱恩的文章《性爱代理亲历记》而改变的电影，是关于他36岁时第一次性爱的故事。奥布莱恩也是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铁肺人生》（BreathingLessons）的主人公。他的作品出现在《旧金山纪事报》和《环球评论》上。年7月，奥布莱恩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去世。《性爱代理亲历记》（OnSeeingASexSurrogate）一文发表于《太阳报》（TheSunMagazine）年5月第期。 　　治疗师简介：谢尔丽?科恩?格林（CherylCohenGreen）是一位具有资质的性学家，拥有人类性学博士学位，旧金山性别信息中心（SanFranciscoSexInformation）培训专员中具有20年会龄的成员，而且作为代理拍档（surrogatepartner）已经有超过30年的时间了。我已经帮助过数百位男性、妇女和夫妇，克服最常见的阻断良好性关系和深度亲密的障碍。作为一位代理拍档，我采取亲身实践的方法来解决焦虑、体象问题，性功能障碍，沟通困难，以及其他常见妨碍亲密的问题。我也是一位关于替代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方面的专家。我已经出现在《拉里?金直播》（LarryKingLive）等各大媒体上，并在许多活动、会议和全国各地高校中做过演讲。性治疗师CherylCohenGreen————————正文：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性与残障人士的文章。与性活跃的男性和女性会面时，我体会到一种隔离感，仿佛我是一位见到猎头者的人类学家，力图保持社会科学者价值中立的立场。我自己是残障者，而且还是个处男，我近乎残忍地羡慕这些人。我花了好多年才发现，让我与他们分离的是恐惧——对别人的恐惧，对做决定的恐惧，对我自己的性的恐惧，以及对我父母超常的惧怕。虽然我不再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一直感觉到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对性的普遍反对，特别是我的性。在我的想象中，他们似乎有不可思议的能力——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会因为任何不正当的行为急不可耐地惩罚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有性的感觉或想法，我都会感到负罪和被指责。 　　我的家里从来没有人在我身边讨论过性爱。我形成的态度居然到这种程度——有礼貌的人绝不会想到性爱，而且也不会去做爱。我不了解我家以外的任何人，所以这个规范对我有强大的作用，我心悦诚服地相信一个人应该效法芭比和肯（芭比娃娃和它的老公）的健康无性关系，我们应该像我们那里没有“那个”一样去行事。作为一个30多岁的男人，我仍然对自己的性感到尴尬。除了在浴缸里性唤起的时候羞辱它，我的生活似乎全然没有目的。我不会跟身边的人谈起那时我体验到的高潮，或者我感到的深深羞愧。我猜想他们也会因为我变得如此兴奋而讨厌我。我想被人爱。我想被人拥抱、爱抚和珍视。但是，我的自我憎恨和恐惧太强烈。我怀疑我值得被人爱。我挫败的性欲情感，似乎只是残酷的上帝折磨我的另一个诅咒。 　　我喜欢过一些人，男女都有，然后等待他们约我出去或者怂恿我。在伯克利市，我认识的大多数残障人士都是性活跃者（sexuallyactive），包括像我这样畸形的残障者。但是什么都不曾发生。我想采取的被动的方式，对我没什么有用；这种方式只在电影里有用。***年，我开始和我的治疗师桑德拉谈起，是否能去找一位性爱代理人（sexsurrogate）。桑德拉当初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她解释到，性治疗师（sexualtherapist）是为在性方面有情绪问题的客户服务；而性爱代理人是为客户的身体服务——我是那样的害怕而无法去讨论它。我找借口说，除了陪从、护士或医生，其他人看见我苍白、瘦弱的身体，脊柱弯曲、脖子弯曲、洗衣板式的胸腔、支架式的髋骨，他们会感到惊骇。因为费用问题，我也放弃了代理人的想法。几年前，我在另一位治疗师的建议下，打电话咨询过一位性爱代理人。那个性爱代理人告诉我，她的收费是70美元/小时。不过现在我的状况已经改变。我写文章和书评挣到额外的钱。我的种种借口不击而破，诱惑袭来。这仍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我的父母会怎样想？上帝怎样看？我疑心，如果我去看一个性爱代理人，我的爸爸妈妈会在上帝之前就知道了。要冒犯这三个如此全知的存在，那前景让我神经兮兮。桑德拉并没有以某些方式抛开我；她告诉我选择是自己的。她给了我旧金山加州大学“性和残障中心”的电话号码。我感到很焦虑，是否要打电话；是否会拨通然后马上挂断；是否能凭自己做一件重要的事。在没有人的时候，在向自己保证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之后，我拨通了这个号码。虽然我从不确信不会发生可怕的事，但是我能够依靠自己的信念了——一个脆弱、困惑、懦弱的信念。我闭上眼睛，对操作员背出那个号码。我害怕她辨认出它。但她没有。“旧金山加州大学。”一个酥脆的声音回答。我呼叫“性和残障中心”，我的声音在颤抖，无法控制。我被告知该中心已经关闭——立刻，我感到无限地解脱。不过，对方给了我一个以前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治疗师的联系电话。我要那样做吗？糟了，又一个决定。我说行。但是在那个号码那里，我又被告知打另一个号码。另一个号码那里，我仍然被告知另一个，然后另一个，然后另一个。我飞快地，一个个照打不误，不给自己改变想法的时间。最后，我联系到一个人，该人承诺给我发一封信，给我一份以前在中心工作过的治疗师名单，他们现在私人执业。大约就个时候，一个电视脱口秀节目报道了两位性爱代理人。我怀着猜疑的心情观看：性爱代理人与妓女一样吗？虽然她们可能用一些心理学来粉饰，但她们做的不是同样的事情？这两个代理人看起来不像我心中的妓女印象：没有浓妆，不穿喷涂（spray-on）牛仔裤。这个女性代理人是一位注册护士，有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

　　这个男性代理人，穿着西装看起来让人舒服，为男同性恋者和男双性恋者服务。这两个性爱代理人强调，他们的工作主要处理客户的自我形象贫乏和自尊缺失，而不仅仅是针对性行为本身。

　　代理人接受过性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训练，所以他们能帮助人们解决严重的性障碍。他们不直接受雇，而是通过客户的治疗师引荐。由于深知客户爱上他们的可能性，他们设置了6-8次会谈的时限。他们通过处理特定的性功能障碍与客户保持专业关系；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提供性快感，而在于带来所需求的改变。随着我对性爱代理了解越多，我开始想，也许一个性爱代理人能帮助甚至像我这样糟糕和残障的人。

　　桑德拉度假去了。我打电话给苏珊，加州大学给我的治疗师列表中的一位，我们约好在旧金山见面。我感到高兴，没有咨询桑德拉我就能做出一些关于性的事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我不确定在桑德拉不在场时，就打电话给治疗师是否正确的事，或者甚至它是不是必要的，但是我感觉很好。去见苏珊，最大的障碍是鲍威尔街地铁站的电梯。它从地下车站一直通到大街上。我因为脊柱弯曲，不能在普通轮椅里向上直立，所以使用的是斜躺式轮椅，大约5.5英尺长。旧金山湾区捷运（BART）车站电梯的斜对角大约5英尺。我的随护迪克西，尽最大可能升高了轮椅的靠背，勉强把我和她自己费劲地塞入电梯。但是，当我们达到街面，她不能把我弄出去了。这简直荒谬：如果我能进来，按照物理学规律，我就应该能出去。但是，那天物理学规律心情不好。迪克西和我又下到地铁站台，并且发现在下边我能出去。我们向车站的管理人员抱怨，他（她）似乎无法理解。我们又试了一次电梯。门打开了，鲍威尔大街就在眼前。迪克西百般折腾，抬起轮椅，试着要把我推出烟盒一样的电梯。“哦，你想回伯克利去吗？”她沮丧地问。我认为现在就回去未免太不划算了。我吩咐她把轮椅的后背再升高了一些。我大腿的肌肉被狠狠地拉紧，不过迪克西现在能轻易地把我推出电梯了。自由了，我们在鲍威尔大街漫然前行，完全忘记了自我。

　　终于，我们找到了苏珊的办公室。立刻，我意识到我能够信任她。她懂得问些什么以及怎样来问，她的方式不会吓住我。我向她描述我关于性的感觉，我的幻想，我的自恨以及我对见性爱代理人的兴趣。她告诉我一个事实：因为她的残障，对她来说找到一个爱人绝不容易。她告诉我她的脑性瘫痪（脑瘫）已经赶跑了许多人——唯一的迹象就是她的跛足。我发现这难以置信。她如此聪明、如此关心人、如此漂亮，虽然有些忧郁和笨拙。（我已经对她一见倾心。）苏珊说，她知道很多不错的代理人，就生活在东部湾区；当桑德拉度假回来时，她会把代理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桑德拉。如果我决定继续，桑德拉可以给代理人打电话，并告诉代理人给我打电话。这样做现在似乎不那么可怕。因为我们的谈话，我已经开始相信我性欲望是正当的，我能对我的性负责，并且不再认为它是外星来的。

　　当桑德拉度假回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在电话答录机上接到苏珊的消息。她问我为什么没有通知她就去看另一个治疗师。桑德拉似乎很好奇，没有像我害怕的那样生气——事实上，我害怕她像我的父母那样生气。我说，我不确定为什么我去见苏珊，但是与桑德拉一起讨论性爱代理，使我感到很古怪，因为对我而言，她看起来那么像是我理想化的母亲形象。同时，我几乎从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那里搜寻建议。一个朋友在信里告诉我勇往直前、去“破处”。

　　麦克神父——一个蓄着胡须的年轻人，来自附近的罗马天主教教会——告诉我耶稣的伟大并不在于死守规矩，而在于常常由于恻隐之心打破那些规矩。没有人建议我不要去找性爱代理，但是每一个人都告诉我必须自己做决定。由于得不到答案，得不到一个能解决所有疑问和优柔寡断的闪念，我很沮丧，陷入了沉思。医院教残障人士在轮椅上缝钱包和做饭，但是却不处理一个人受损的自我形象？医院不教残障人士如何通过性来爱和被爱，或者如何去爱我们不同寻常的身体？医院，让病人有机会去找性爱代理人，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丰富的希望，而不仅仅是整日看电视、下象棋和打轮椅篮球。但是那是我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一个梦。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呢？如果我曾经遇到过某个愿意和我做爱的人，那会怎么样？如果我已经有过一些性体验，我不会更感到心安吗？我知道我能改变我对自己的知觉——一个笨手笨脚、优柔寡断的呆瓜——不仅仅是通过和某人性交，而是通过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相信自己能够做出决定。

　　一天，我终于对于桑德拉说我准备去见性爱代理人。

　　 　　曼陀海斯心理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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