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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本文能活到第几集......

第四节武昌圣若瑟上公告修女会育婴堂

乌鸦校尉说：

武昌圣若慧（瑟）善功修女会从年到年，二十多年接纳婴儿数万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婴堂"成了杀婴堂。

武昌比较特殊，因为是美国方济各会传教区，在年这个历史节点，天、美两国在高丽战场角力，在武昌的美国方济各会会士自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便如此，官修历史也没胡说八道，我们看看武汉的宗教志的说法：

天主教曾在湖北各教区开办孤儿院（亦称育婴堂）。其所收养的婴儿，多系父母无力抚养、间有非婚生的弃婴，而以女婴为绝大多数。孤儿院负责照顾婴儿的都是中外籍修女。中国修女以若瑟善功会为主。婴儿被收容后，立即照教会传统付洗，雇极少数奶姆喂养，无奶姆则喂以奶粉，派较大孤儿照料喂食。

全省各教区的孤儿院共计9所：武昌2所，汉口、蒲圻、宜昌、襄阳、老河口、沙市、施南各1所。

年至年，全省孤儿院共收婴儿名。从全省教会孤儿院情况看，婴儿死亡率惊人。如武昌孤儿院.8月－.12月，收纳名，死亡人（75%);年10月收容名，年收容名，年3月收容名，年1月收容名；死亡率平均在85%以上。

死亡率如此之大，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的有：弃婴带病入院。当时的天花、水痘、麻疹、疟疾、结核、小儿麻痹症等流行病不易治疗。主观方面有：孤儿院超负荷收容；外国修女对婴儿的虐待；修女们均是独身，无抚养知识和经验；设备简陋，卫生条件差。

（《湖北省志.宗教》，湖北人民出版社，年，P）

图一、年6月4日，郭时济主教（右）因"花园山育婴堂事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武昌教区副主教徐赉德神父（左）

官修历史记载的是全省9所天主教育婴堂从年到年余人，到乌鸦校尉这采用“撒豆成兵”之法，变成仅武昌一个育婴堂就数万。

而《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是这样说的：

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由武昌主教艾原道于民国17年（年）创设，委托德籍女士何德美主持，开时将收进的婴儿送到堂外，雇请奶妈抚养，成活率较高。以后不断发展，集中堂内抚养。

年，圣若瑟善功修女会成立，其主要工作就是管理本育婴堂。年4月，该堂婴儿大量死亡事件被揭露，引起社会各界愤慨。6月4日政府接管该堂，现为武汉育幼院，同时被接管的还有育婴堂附属的沙湖孤儿院和大堤口孤儿院。

（《武汉市志.社会团体志》，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版，P-）

这里的写作者用非常艺术的语言记录了花园山育婴堂，开始的时候“成活率教高”，后来就“很低”了，为什么“低”，明白人心里自然会明白。

图二、年武昌花园山育婴堂的修女写的一封信。

第五节福州仁慈堂

在小粉红的所有乌龙事件中，福州天主教仁慈堂是最搞笑的一桩，且听我一一道来。我们看看“乌鸦校尉”是怎么说的：

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年，在镇反运动中福州群众在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群众愤怒地称为“万童坑”，人民政府下令将那些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

从目前的的公开史料上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年因为“挖出”“万童坑”，饶是那样，就不是把“外国传教士统统驱逐出境”了，而是就地正法了。我们先看看官修历史的记录，《仓山区志》是这样说的：

民国17年（)天主教仁慈堂从福州城内澳尾巷迁到仓山泛船浦。民国37年改称为圣若瑟育幼院，收容孤儿和一些孤寡残疾者18人。院内设育婴、生活、健康、纺织、教育5个小组。学龄儿童由院方安排就学。年底，该院由人民政府接管。

（《福州市仓山区志》，福建教育出版社，年，P）

我们从这寥寥几个字的史志上可以看到，福州仁慈堂在运营时期本来就没有收养多少孩童，哪能挖出来“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关于福州仁慈堂的控诉，都指向一九二七年的一场教案。也就是说年控诉年天主堂把孩子“肢解”、“制药”，让爱国群众群情激昂；年以后又把这些故事情节按到年这个时间节点，小粉红们又来一轮高潮。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栏发表边蒙的信----《福州人民对天主教仁慈堂虐杀中国儿童的控诉—揭发二十四年前大规模虐杀中国儿童的罪行》，写道：

一九二六年陈老太太（福州市民）无意中发现有一壮汉每天早上挑着一个麻袋走过他家墓地，据附近乡民说“麻袋中装着都是婴儿的尸体”。她就请一个墓工暗暗跟着这个壮汉去看个究竟，结果墓工发现麻袋中果真是婴儿的尸体。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清晨，陈老太太就邀了许多人截住了这个挑孩尸的人，夺下了十一具尸体，挑孩尸者谈他家三代一直是为仁慈堂的外国传教士挑埋死婴的，他自己已经挑了十多年了。

反攻帝国主义的帮凶

愤怒的福州市民拿着十一具婴尸到当时的政府去控诉，但当时的政府却不受理这件事，群众们努不可抑，就冲进了仁慈堂并在暗房中又找到了十四具婴尸。

孩子们穿的单衣服，平时吃的浆糊

当时仁慈堂里还有十几个婴孩，在严寒的天气里他们还穿着单衣服，吃饭时院方煮一罐浆糊，用竹片在每个婴孩嘴上抹一口。

从年这份材料看，育婴堂平时就几十个孩子，当时主要控诉吃不饱、穿不暖，在年发现有二十多个死婴。照比“乌鸦校尉”们的“万婴坑”还差好几个数量级。

图三、天主教会在甘肃办的育婴堂

又过了十年，一九六一年福建省政协出版《福建文史资料（选辑）》，在第一辑中由林翰英的文章《“仁慈堂”虐杀婴儿案纪实》，Ta写到：

事件发生后，当日下午三时，警署通知閩侯地方检察厅派員前往履勘。該厅卽派总务值日检察官郑元鼎、总务值日书記官林翰英，带同检驗員陈子波和法警一人到达仁慈堂。是时堂内沒有一人，仅医师王兆培、林鶴性几人，站在前庭談話，似系討論应如何检驗。在进行履勘时，又发現左边墙傍一堵石灰池小冷室，放些冰块，掩着孩尸二十具。有人提議，死因不明，需要解剖，但旧法检驗不胜其任，时天色将晚，卽将活着的乳嬰十三个移送育嬰堂，另将年約八九岁至十零岁的女孩四十个送孤儿院收养，当場制就履勘笔录，連同孩尸三十二具带厅归案。履勘手续結束后，地方检察厅检察长金启华連夜购料瓶（卽粗制玻璃瓶），用药水把全部孩尸分装瓶中，原拟派員送往上海法医学院解剖，据該院函复，每具收費二十元，因費用无从筹划，又因該院系法国人办的，恐有偏頗，只得将尸体保存档案股，至一九四一年四月閩海初度淪陷，逐散失殆尽。

（《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政协附件文史资料室编，P）

这个文章和年人民日报的互相佐证，基本上陈述一个事实，年福州仁慈堂曾经挖出二三十具婴孩尸体，还健在四十几个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也就越来越离谱了。年出版的福建省文史资料选编中有一个叫邓碧玉的大娘写的一篇《忆福州南门斗中路仁慈堂》，有这样一段话：

大厅的旁边还打了十几个床铺，上面坐着大约8到10岁左右的女孩，她们也在绣花。这些女孩子面黄肌瘦，毫无生气：她们的膳食太差了，每人只有半碗饭，另配上一小撮糟菜。我还看到三四个20到30多岁的修女，她们都很忙碌地在指挥工作。她们身穿黑衣黑裙，脸上也罩着黑纱。那一天我没看到西班牙的修道士，但是过去我在街上有看见过她们走到天主教徒家里去搞弥撒。曼姑又带我到后面的厨房里去看。她告诉我这里是制药的地方。我看到一个男厨师，在那里搞什么，我也不甚了解。不过我看到在灶边有一个蓝色三脚架，约有十余层，每层都有一个筛子，每个筛子都装有婴儿的肉、肝、脑等等。当时我很天真地问曼姑这些东西是否煮给孩子吃的，她说不是，是做一种很贵重的药。我说这些外国人很不好，把我国的婴儿拿来做药，她说都是死婴。我又问为什么不在他们国内搞，她说外国人是不允许的。我回家以后，好几天晚上都睡不好，那些悲惨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家对面的刘鹏鸾、鹏鸿、鹏添三兄弟也是信仰天主教的，他们跟我家有人情往来。我问他们：你们生了女孩，是否也送到育婴堂？我告诉他们，不要把女婴送到那里去，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地方。他们兄弟都说：我们的女婴绝对不送那里去。他们说那里的外国修道士不仅苛待女婴，而且还拿她们来制药。由此证明，拿女婴来制药可能是真的。

（《福建省文史资料选编.第五卷.基督教天主教篇》，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年1月第一版，P8）

这段文字细度起来非常有意思：

1、邓大娘说孩子们吃的是“饭和糟菜”，而不是边蒙说的“一罐浆糊，用竹片在每个婴孩嘴上抹一口”

2、邓大娘当时作为一个十八岁的姑娘，看到“婴儿的肉、肝、脑”，不是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而是“天真地”问曼姑，“这些东西是否煮给孩子吃的”。可见，她真的很傻很天真。

言归正传，为何年福州市群众有这么大的声势借育婴堂婴尸的事件将西班牙多明我会赶走呢？《福州市志》中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16年，国民革命军进人福州城，发生仁慈堂教案：一群学生冲入澳尾巷仁慈堂和毗邻的天主堂，捣毁堂内设施，此案引发福州各界“非基”（即反基督教）大游行。事发之后，西班牙传教士和修女逃往香港、台湾。后经福州法国领事馆请萨镇冰将军出面调停，其案于一年之后方告平息。事平之后仁慈堂迁往泛船浦。

(《福州市志》，方志出版社，年版，P89）

也就是说年冲击天主堂是“非基运动”的一部分，趁着北伐兴起，明显带节奏的。当然，这比起21世纪的“乌鸦校尉”们，还是小巫见大巫。